博班：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，这让人感到羞耻

2025年9月，克罗地亚足坛名宿博班重回萨格勒布迪纳摩，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。近日，他接受《卫报》专访，分享了他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对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。

午后轻雾弥漫马克西米尔球场，使这座建筑线条锋利的轮廓更添庄严。对面楼房中，博班正与记者围坐一隅，品尝墨鱼汁烩饭，此处如今是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餐厅。另一端则是他年少时在俱乐部青训营住宿的位置。这位达尔马提亚出身的球员在此逐步成长。“情感上，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一章，”博班凝视眼前熟悉的场景，回忆涌现，“若不回到这里，还能去哪呢？”

他的足迹遍布足球界。在管理岗位上，每一段经历虽短却引人注目。若非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与欧足联重要职位上的积极发声，足球运动的面貌或许大不相同。两年前他高调离开欧足联后，外界常猜测这位有见解、讲原则的人会迈向更高平台。然而现实是，他的天地以独特的方式收束又扩展：在苏黎世与尼翁职位赋予的政策影响力已消退，但没有什么比迪纳摩主席一职更能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，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评判。

当日报纸即是明证，球队前一晚在欧联杯1-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，批评之声四起。“人们都说耶稣是善的，”他淡然道，“比我们都好，这很明显，对吧？但他们仍将他钉上十字架，我们又怎能避开日常生活中的‘十字架’呢？”

这席话颇具博班特色。半年前，他强势回归，先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，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。他决心重塑这家母队——他19岁就担任队长，34年前离队前往米兰。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-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重现活力。对此挑战，他不取分文。

“我一辈子都说，我爱迪纳摩，爱这里的人，爱这座城市，爱我的国家，”他语气坚决，“那么当他们邀请我时，我能说‘不，我已57岁，只想在岛上晒太阳、看海钓鱼’吗？若我拒绝，便是背弃我一生信奉的价值观。”

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小时里，博班描绘了他的蓝图，也不回避需要厘清的难题。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与欧足联的分歧——当时他已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。博班认为，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的章程修订案很不妥当，该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任主席。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“个人野心”。作为回应，切费林在《卫报》采访中称博班“不值得评论”。

球员时期，博班随米兰四夺意甲冠军和1994年欧冠冠军，退役后涉足政界，始终以退役球员身份发出有力却常受挫的声音。回望这段经历，可有遗憾？

“我只遗憾我与亚历山大（切费林）的私人关系走到这地步，很抱歉事情如此。”此后两人再无联系。“那几年我们关系不错，与他的家人也相处愉快。但我做了该做的事，也清楚表明了立场。他选了他的路，就这样吧，我祝他一切安好。”

“但我绝不后悔。此事我深思了两个月，未像孩子般冲动，也未如被宠坏者般任性。我反复权衡，给自己时间思考，也给别人时间消化。每个人都须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。我是，别人亦然。”他坦言，若无那次裂痕，自己或许仍在欧足联。但压抑不满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。正如2020年3月，他在米兰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，因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。

这引出一个问题：若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，会如何应对当前局势？2016至2019年，他曾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，之后加入米兰。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，他说在他任内，这个曾“惶恐迷失、方向不清的机构”逐渐重回正轨。他坚决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，并详细为视频助理裁判（VAR）项目辩护——他是该项目的核心推手。

博班认为，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操纵比赛、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。“如今足球的诚信与透明度已大不相同，”他表示，随后列出一系列数据，将VAR干预消耗的时间与每场均7.5分钟的界外球耗时对比。

当然，若因凡蒂诺在他任内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，他定会辞职。谈到因凡蒂诺以“和平奖”为特朗普颁奖，借此“绑架”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，博班直言不讳。“既不尊重，也不负责，”他如此评价前上司的举动，“我简直无法观看。我很惊讶他有此念头，太过政治化，沉迷于扮演政客及诸如此类。”

“起初并非这样。我们所有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。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此方向，当时也确实朝此努力。但后来，一切偏离了。詹尼曾很有责任感，但他未意识到如今所作所为对自身和国际足联的影响。他本意是做到最好，结果却相反。国际足联不应成为政治组织，可他正将其引向此路，这是可耻的。”

“但这不能抹去他之前的所有善举，并非因我曾与他共事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失。至少，这件‘荒谬之作’暴露了所有问题。我为此感到惋惜：为国际足联惋惜，为他惋惜，也为足球惋惜。”

回到博班办公室，阿尔伯特-卡佩利亚斯进来作简短汇报，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。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效力十余年。博班的计划是融合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，与那些培养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血激情。

“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，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，”博班满怀信心，“这样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，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。”

他认为，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联赛年轻球员锻炼竞争力的可靠平台。“20岁的塞尔希-多明格斯，即便不是世界最佳，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。”他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。丹尼-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成长之路。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-瓦雷拉，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。

博班的信念令人感慨，但此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类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拉大、渐行渐远的足坛立足吗？“我相信假以时日定能，”他说道，并以亚特兰大为例，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。

他未批评新的欧洲赛事体系，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值得肯定。不少核心人士承认，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持久博弈中，将新欧冠小组赛从10场减至8场。同样，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，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，但他主张的是24队参赛、为期18天的赛制，采用三队小组，淘汰赛平局直接点球。谈及当前世俱杯形式，他忍不住批评：“32队、30天赛程，这简直是在‘谋杀’球员。”

博班边抽雪茄边热烈讨论这些话题，还包括他眼中“另一致命因素”——加时赛。令人不禁担忧，这位能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。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对手连任欧足联主席，即便在此高度管控的政治环境中，博班仍有不少支持者。他难道不会心动回归吗？“不，绝不会。我很清楚。许多人，非常多的人，常给我来电。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，也将是终点。且是我最爱、最敬重之处。这份情感，我无法带往别处。所以，还有什么可求？还有什么比这更完满？”

此时，薄雾已完全笼罩马克西米尔球场。正是在此，1990年5月，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，博班飞踹警察，成为民族英雄。与某些解读不同，此事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，但一夜之间，他成为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。次年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。

“那是集体时刻，无关我个人。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。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，于是团结为克罗地亚事业抗争。我们是叛逆者，是抵抗者，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自由浴血奋战者。他们比我伟大得多。那天，我为我们骄傲，为年轻人骄傲，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。我们想要什么？自由。我们做了正确之事。这与民族主义无关，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间的仇恨无关，只关乎正义与自由。”

早在国际足联邀请前，博班已取得历史学位，当过记者，并拓展了商业事业。“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，促使我钻研历史，”他说道。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？“人性从未有太大改变。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环境、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。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，有着相同的困惑、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。”

没什么能改变博班。“你可读百万本书，拿百张文凭，但我的灵魂里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，”他说。有时，他会拿起球鞋，与卡佩利亚斯同去学院球场。膝盖软骨已所剩无几，但他仍会与U14、U15的孩子踢球，尝试与U17同场则有些力不从心。

“我现在的样子，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，”他笑道，“我从不防守，总在场上扮演‘小丑’。但自我四五岁起，我就坚信，若说我来到世上有何使命，那就是踢球。直至今日，我内心最纯粹的部分，仍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。”